作者丨臭老九编辑丨历史国编辑部新手配资
陈独秀生于 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城。这一年阴历是兔年。1884 年，陈独秀5岁，在祖父的严格管教下开始读书。陈独秀思想敏捷，智慧过人，幼年对于循规蹈矩的八股文，即有离经叛道的倾向。
他在自传中说：“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章”。[1] 陈独秀这么说是因为对四书五经的死记硬背提不起兴趣。他后来依然反对只教学生“熟读古书做好文章去应考，混那功名富贵”，“把古圣贤教人实行忠孝节义的大道理，反丢在九霄云外。”[2]
青年陈独秀
这种幼年起就有的叛逆情绪，铸就了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思想渊源。《新青年》一出现就充满了个性，反对中国人的固有认知。这一点从一篇的内容中就可以看出来：
“今者中国二万万之女子，其中多为愚昧无学之辈，此无可深讳者也。然则欲与列强争长，其可乎？”[3]
杂志的总体基调就是“攻击儒家，赞扬西方思想。”[4] 《新青年》的影响力，在这样反传统的争论中日益增长。正因如此，没任何文凭的陈独秀才能通过汤尔和推荐，得到刚被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的关注，“决然聘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5]
1919年在北京期间陈独秀因为逛妓院，被人传出丑闻，说他“与诸生同昵一妓，争风吃醋，挖伤某妓下体泄愤。”然而这属于无稽之谈，他在给汤尔和的信中说：
“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小报所传，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6]
陈独秀在此事后被事实上革去了文科学长之职，五四运动期间因为被捕散发传单被捕，被营救出狱后，被监视而自动脱离了北京大学。所以，陈之离开北京大学，是政府压迫与谣言杀人所致。陈独秀离开北京后回到了上海，建党事业初期就是在上海展开的。
陈独秀的一生除了早年参加反清革命和创办《新青年》以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核心人物，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参与建党不是个人意愿，属于外力推动。
不为人知的是其实早在中共建党前的1919年6月，苏俄就有了计划进行输出革命的报告，据石川祯浩的说法：
“1919年3月，俄共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大会在鄂木斯克秘密召开，会上提出要在远东设立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情报宣传机关。该局成员之一加蓬（F.I.Gapon）于同年6月18日写的专题报告称，必须在西伯利亚局下面设立一个远东各国（包括中国）代表参加的东方局。加蓬的计划还包括与远东各国的革命势力建立密切关系，并对要在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进行援助。”[7]
苏俄因为输出革命的愿望愈发强烈，在第二年9月的报告中此事被进一步细化：
1.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2.我们对待中国、蒙古和朝鲜人民的态度，应当是唤起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3.实际上，我们应努力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还应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并通过出版铅印刊物、小册子和传单来加强鼓动工作。4.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8]
维金斯基
这份报告来自后来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帮助甚大的维金斯基，他带着输出革命的使命来到中国，在几番介绍之下在上海认识了当时非常有名的陈独秀。陈独秀此时思想虽然更为左倾，但对在中国成立共产党尚有疑虑，维金斯基对他进行劝说，据张国焘的说法：
“陈先生也许受了这种影响，才定下立即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并积极展开活动。”[9]
陈独秀在党的会议上有一个爱好他喜欢开玩笑，虽然陈独秀在党内的外号叫“老头子”但有人不惯着他，这个人就是向警予。据郑超麟回忆：“开会或闲谈时，独秀常爱拿男女关系事情当作笑料，但向警予如果在场，她就会提出抗议或者说几句话，使得独秀不能下台。”[10]
中年陈独秀
陈独秀这个特点虽然并不合适，但也表明他感情充沛。感情充沛并非坏事，在陈独秀的私生活里却有另外一番面貌。
陈独秀的发妻叫高大众一位传统女性，从很多方面来看和陈独秀合不来。高大众有一个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高君曼与高大众不一样，不仅才貌双全，而且读过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思想开放，每与姐夫陈独秀相谈，十分投契。于是两人渐渐坠入情网。[11]
高君曼
陈独秀和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一样，都与小姨子有缘，不一样的是陈独秀在小姨子之后还与一位女医生有缘。他们是建党后的1926年认识的。为了和其幽会陈独秀在上海突然“失踪”，当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十分紧张，以为他遇害。
正在中央讨论“善后”之时，陈独秀突然出现，他说到医院看伤寒病去了。陈独秀的秘书任作民（任弼时的弟弟）多方了解，知道陈独秀和一女医生住在一起。女医生名施芝英，年轻貌美，平时爱读陈独秀的文章，又是一个陈独秀的崇拜者。陈独秀常常借口胃病去看她，日久生情，已经有了一个秘密的家。[12]
施芝英
由此可知陈独秀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这一点在党的事业上也有很重要的表现。陈独秀在苏俄人的帮助下建党之后，接替维金斯基的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13]
对此陈独秀是不愿意的，据包惠僧回忆：“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14] 陈独秀的态度后来之所以会改变和一次在法租界被捕经历有关。
包惠僧在《回忆马林》一文中也提到了陈独秀这次被捕经历和马林的积极援助：
“我们被捕之后……我们4人到牢房，陈独秀对我们说：“马林给我的一封长信如果被搜出来的话,我可能要判七八年徒刑。你们3个人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惠僧出去后仍回武汉工作，杨明斋仍当翻译工作，柯庆施还是去上学。”他并且说马林是个热情的人，他可能帮我们的忙。第三天下午,陈独秀被保释出去。
出去之后我们才知道，为了我们，马林使尽了气力，请了一名法国律师名巴和，承办这个案子。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最后以《新青年》杂志有过激言论判罚5000元而结案，前后共用了两个多钟头。”[15]
陈独秀被捕后在法租界巡捕房的登记
唐宝林认为：“由于在这次营救中，马林出了大力，加之陈独秀本是一个重感情、重实际的人，从开展党的工作的实际出发，他与马林和解了。二人’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解决’。从此，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16]
陈独秀最早收到的共产国际的款项，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已收到“国际协款”16655元，中共自行募捐只1000元，半年中全部支出，主要用于工人运动和印刷宣传。[17]
但钱不是那么好拿的，很快就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国共合作最早的说法还是来自马林。1921年12月，马林得到孙中山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
马林与孙中山会晤
在那里停留了九天，与孙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随后，马林又进一步赴国民党的根据地广州访问，与更多的国民党人沟通。此次考察，使他最终确定了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18]
陈独秀1922年4月6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G. N. Vojtinsky），去信表示强烈抗议。[19] 因为在俄国人那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陈独秀的抗议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不止陈独秀党内大量反对声音，直到马林要求中国党服从国际以后，这些声音才慢慢平息。陈独秀说：“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尚德)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否服从国际议决议案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20]
综上所述，中国党是被外力推动成立的，国共合作也是推动成立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斯大林对利用国民党极有兴趣。接替马林的鲍罗廷1926年4月30日，返回广州。在鲍罗廷回到广州前，共产国际做出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
1926年4月已是关系国共关系破裂边缘。共产国际却认为，“国共破裂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种破裂是绝对不允许的”，“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21]
一直到南昌起义前5天，斯大林对国共合作还尚存幻想：“答复434号专电：（指南昌暴动和随后向广东进军的计划）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22]
从斯大林的态度可知，导致中共在四一二清党期间损失惨重的责任应该由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负责。但此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正在搞内部斗争，斯大林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承认自己错了，因此他把责任全部推给陈独秀。
1926年8月7日，在罗明纳兹的安排下，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一苏联顾问寓所里，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罗明纳兹起草了该次会议的《告全党同志书》，文件把一切错误都推给了陈独秀：中共在陈独秀领导下，“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23]
总的来看，陈独秀的一生充满矛盾：他是旧礼教的叛逆者，却也在个人情感上备受争议；他是党的创建者，却又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与制约中身不由己。他的贡献与局限，共同塑造了一个复杂而立体的先驱形象，其命运起伏，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他是背离初衷的叛徒，还是一个失败的普罗米修斯，恐怕只能见仁见智了。
参考资料：
[1][6][11][12][16]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 <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 ，陈独秀：《陈独秀文集（全四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3] <女子问题> ，《新青年》2卷6号。
[4]费正清、崔瑞德等：《剑桥中国史（全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5]郑师渠：《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蔡元培：《蔡元培自述》，2022年版。
[7]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8]《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38～39页。
[9][13]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10]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14]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
[18]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9]详见《“二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1—32页。
[20]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1]《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2号（特字第16号）记录（摘录）》（1926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
[2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特字第97号)记录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 1927年7月25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 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66页。
[23]李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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